去年夏天，在上海一家我不常去的新华书店里，看到一册王忠良的《文明的驿使——李约瑟》，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，印数1万册），起初十分高兴，以为遇到了一个李约瑟“知音”。待打开书一看，在全书10万5千字中，几乎全都似曾相识，文笔与风格与本人如出一辙，再仔细一辨，该书正是拙著《李约瑟与中国》（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2年版）的抄袭之作。不禁心头一凉，寻觅“知音”的热情顿时烟消云散，无奈之下，只得化五元钱将书买下，以便日后讨回公道。
拙著《李约瑟与中国》，全书45万9千字，于1992年11月在北京“国际科学与和平周”期间举行过首发式，江泽民主席还为此题写了“明窗数编在，长与物华新”的诗句，该书在北京发行甚广。对于这位名“忠良”者，我毫无所闻，但可断定，其非科技史学者。但不管怎样，干这种劳什子并非光彩之事，尤其是在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组织多年之后。
何以说《文明的驿使——李约瑟》（以下简称《文明》）是本抄袭之作呢？我们可从以下四方面可以看出：
（一）从全书的框架结构看。从两书章节名可以看出，《文明》全书的内容均以原创著作《李约瑟与中国》为骨架，为蓝本，只是因其篇幅所限，对于原创著作的其他丰富的内容只得“割爱”。
（二）从全书的内容看。《文明》的作者颇善“提炼”，将原创著作的精华部分悉数抽出，独立“成书”。举凡李约瑟的经历、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的前三卷“三部曲”以及东亚科学史图书馆（即后来的李约瑟研究所）等主要业绩，均一一被抄入其大作之中。从对照表还可看出，《文明》不但从《李约瑟与中国》抄袭大量的相关内容，而且还抄袭不少原创著作的章名，有的甚至被合并得不伦不类。
（三）从具体文字看。《文明》一书除少数段落前后的衔接、过渡文字外，绝大部分篇幅是大段抄袭。其手法是分散抄袭，跳行抄袭、前后交错抄袭，或将书中人物之话的揭示句去掉，变成作者之话，手法也不可谓不高明。因篇幅所限无法举出大量的抄袭之例，只得详举一例为证。
《文明》第三章全部抄自《李约瑟与中国》第五、六章。如其第15页上谈鲁桂珍的一段：
“鲁桂珍，生于1904年，是湖北蕲春人。她容貌端庄，性格活泼，并带几分倔强，有时还有点幽默感，是位典型的东方女性。她的父亲鲁茂逵是当时南京有名的药商，南京有一条街都是她家的。聪明伶俐的鲁桂珍在受宠爱的环境中长大，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。然后去北平协和医院深造，不久又到上海圣约翰大学任讲师。后来到上海医学研究所工作。在此期间，在空军任军官的未婚夫不幸牺牲，遂使她产生断绝结婚乃至赴海外留学的念头。1937年，鲁桂珍终于踏上西去留学的征程。在剑桥，她和同年赴英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沈诗章和王应昧会合。这是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系第一批来自中国的研究生。”
《李约瑟与中国》第五章第52－54页的原文是：
“鲁桂珍，生于1904年，是湖北蕲春人。她容貌端庄，性格活泼，并带几分倔强，有时还有点幽默感，是位典型的东方女性。她的父亲鲁茂逵（字化国）是当时南京一位有名的药商，……据鲁桂珍说，南京有一条街都是她家的。……聪明伶俐的鲁桂珍就是在这样受宠爱的环境中长大的。……后来，她进了当地的一所一流的新教教会学校———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求学……毕业后，她去北平协和医院深造……不久就到上海，在圣约翰大学任讲师职……后来她到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工作……
在此期间，由于抗战开始，鲁桂珍在空军任军官的未婚夫不幸牺牲……遂使她产生断绝结婚，乃至赴海外留学的念头。……
……1937年，鲁桂珍这位不平凡的东方女性终于告别了亲人和祖国，踏上了西去留学的征程。……在剑桥，她和沈诗章和王应昧会合了，这是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系第一批来自中国的研究生……”
《文明》的作者就是如此进行“编著”的，他为了少露马脚，减省篇幅，不惜将“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”篡改成“上海医学研究所”，真是误人子弟。但还可告诉这位“编著”者的是，这个旧上海的英国研究机构，更准确地说应该是“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院”。我手头还有一册该院学术讲座的节目单，其中有鲁桂珍参与的学术讲演内容。
（四）从沿袭错讹内容来看。
《李约瑟与中国》第67页说：“1943年2月下旬的一天，李约瑟与陶育礼一同从印度加尔各答出发，飞越著名的“驼峰”——喜马拉雅山……”据后来掌握的资料分析，李与陶两人分别来华，陶育礼且比李约瑟来华要早，后来在重庆举行的欢迎会则是一同参加的。《文明》的作者不加分析，依样画瓢，可见其如何“得心应手”。
令人深思的是，《文明》不但如此规模对拙著明目张胆地剽窃，不但不加说明，无一出处，而且还煞有介事地在书后“附录二”列了三本“推荐书目”：一是《李约瑟文集》；二是“《中国科技史》”；三是《李约瑟与中国》。人们不难发现，这是作者在制造假象，似乎他是在饱览了这些书后“创作”出来的。根据对《文明》全书的辩析，可以断定，作者根本未引用前二本书的一字一句，至于他自己有否看过这二本书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但从头到尾将《李约瑟与中国》的主要内容，整段整段文句被“克隆”成《文明》则是确凿无疑的。不但如此，“推荐书目”的前二本不列作者名，但毕竟还列了出版社和出版时间，而第三本《李约瑟与中国》竟连出版社及出版时间也未列，更不用说作者为何许人了。这似乎是尽量让人不便“参考”与核对，以免发现《文明》的马脚。殊不知，拙著二次印刷，印数已达9千册，纸难道能包得住火吗？《文明》的封面与扉页的署名也是费了不少心机的。封面署的是“王忠良”（按惯例这应该是著书的署法），而扉页却署的是“王忠良编著”，这除了是沽名钓誉、为其抄袭埋下伏笔外，还作何解释？或许《文明》的作者会对找上门来的人说，这是“编著”。我们要问广大出版工作者、法律工作者和稍有阅读能力及法律意识的广大读者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“编著”吗？我奉劝《文明》的作者去翻翻著作权法。本人希望舆论一致谴责这种令人触目惊人的学术腐败行为，并将保留进一步依法追究的权利，我拭目以待王忠良先生如何向我与广大读者交代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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